Charles Tilly 是誰？國家形成、集體抗爭與社會運動的重要貢獻

Charles Tilly 是誰？國家形成、集體抗爭與社會運動的重要貢獻

Charles Tilly 是研究國家形成、集體抗爭、社會運動、民主化與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歷史社會學家與政治學者。他的貢獻不只是一句「戰爭造就國家」，而是改變研究者理解政治變化的方式：不要只尋找固定的階級、制度或領袖，也要追蹤不同群體如何建立關係、提出要求、動員資源、改變策略，並在長時間過程中重組國家與社會。

若用一句話回答 Charles Tilly 是誰，他是一位把政治寫成「關係與過程」的人。從歐洲國家形成，到城市、勞工、社會運動、民主與不平等，他反覆追問：哪些組織能夠持續行動？哪些政治機會讓抗爭擴大？國家如何分類、吸收或壓制主張？抗爭的方式如何在不同時代被學會、複製與改造？

Charles Tilly 是誰？先把他放回歷史比較研究

Stanfor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的人物頁將 Tilly 列為 Sociology、Deceased，並列出他在 Columbia University 的研究時段與《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Dynamics of Contention》、《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等作品。Columbia University 的紀念資料則指出，他跨越政治學、社會學與歷史，研究城市化、工業化、集體行動、國家形成、身份與文化。這些官方學術資料可以確認人物位置和研究範圍，但不應被當成每一項理論爭論的唯一證據。

Tilly 的研究很難用單一學科標籤裝下。政治學重視制度與權力，社會學重視群體與關係，歷史研究重視時間順序與情境；他的作品把三者放在一起。這種跨學科不是把所有資料混成一團，而是要求研究者把事件放回脈絡：某個抗議為什麼在這個時間出現？誰能把零散的不滿變成組織？國家有哪些分類與執法工具？一種抗爭形式為什麼在某地有效、在另一地卻失敗？

第一項重要貢獻：把國家形成看成戰爭、資源與組織的長期過程

Tilly 對歐洲國家形成的研究，常被濃縮成戰爭與國家相互塑造。更完整的說法是，統治者為了應付戰爭與競爭，需要取得稅收、土地、軍隊、港口、道路與行政人員；而取得這些資源的過程，又會改變城市、商人、地主、農民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國家不是一夕之間從憲法圖紙長出來的，而是在資源動員、強制、談判和抵抗中逐步形成。

這個觀點把國家能力從抽象名詞變成可追蹤的關係。政府能否徵稅，不只取決於法律是否存在，也取決於地方代理人、帳冊、交通、軍事保護和納稅者的討價還價。政府能否維持軍隊，不只取決於中央命令，也取決於供給、借貸、徵募、地方勢力和士兵的服從。國家建設因此同時包含行政能力與社會衝突，不能只寫成中央集權越強就越現代。

這項研究也提醒我們，國家形成不一定帶來同樣的公民權利。某些國家透過戰爭建立更強的行政機器，也可能擴大監控、徵兵與壓制；某些城市與組織則可能透過談判換取代表權、稅收同意和地方自治。要理解國家如何變強，還要問誰付出成本、誰獲得保護、哪些群體被納入公民、哪些人被當成需要管理的對象。

第二項重要貢獻：用關係與過程研究政治，而不是只找固定結構

Tilly 的方法不是把社會看成一組已經存在的盒子，例如國家、階級、群眾和菁英各自站在固定位置。他更常問關係如何形成：一群人如何找到共同語言？不同組織如何交換資源？國家如何辨認某種主張？盟友和對手如何改變彼此的策略？這種關係觀讓政治結果不再只是結構條件的自動輸出，也不會把每一場抗爭簡化成某個領袖的意志。

「過程」則表示政治變化必須放進時間順序。組織先建立網絡，還是先出現國家壓制？抗議先取得媒體注意，還是先獲得地方選舉支持？一個群體從請願走向罷工、街頭集會、選舉動員或暴力衝突，是因為什麼機會與限制？如果只看最後的政策結果，就容易把中間的試錯、分裂、妥協和意外全部抹掉。

這個方法對比較政治很有用，因為它允許研究者在不同國家尋找相似機制，而不必假定每個地方有同一種制度。兩個社會可能都出現大規模抗爭，但一個透過工會與政黨進入談判，另一個則因國家封鎖媒體和結社而走向地下化。相似事件不代表相同路徑；差異也不能只歸因於文化性格，必須追蹤組織、機會與權力關係。

第三項重要貢獻：把集體抗爭理解成可學習的 repertoire

Tilly 使用「contentious repertoire」來理解群體如何提出政治要求。這裡的 repertoire 可以理解為一個時代和社會中，人們知道如何使用、旁觀者看得懂、國家也能辨認的抗爭方式，例如請願、罷工、抵制、遊行、集會、占領、選舉動員或公開宣言。它不是每個群體自由創造的無限工具箱，而是被歷史經驗、法律、組織資源與對手反應限制的行動集合。

同一種抗爭方式在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含義。請願可以是臣民向統治者求情，也可以是公民要求政府履行權利；罷工可以是工資談判，也可能被政黨和國家視為更廣泛的制度挑戰。研究 repertoire 的價值，在於把抗爭從「群眾突然爆發」改寫成集體學習：人們觀察別的群體如何動員、複製某種形式、調整口號、建立安全規則，也會因警察、法院或媒體的反應而改變策略。

這也說明為什麼社會運動不能只用參與人數衡量。一次大型集會可能很醒目，但能否持續、能否讓不同群體合作、能否提出可談判的要求、能否在壓制後保留組織，都會影響它的政治效果。Tilly 的工具把注意力放到行動形式、組織網絡和對手互動，而不是只把群眾當成一個沒有差異的數字。

第四項重要貢獻：用 WUNC 拆解社會運動如何被看見

在研究社會運動時，Tilly 常用 WUNC 這組簡化工具：worthiness、unity、numbers、commitment，也就是值得性、團結、數量與承諾。它不是測量運動真實價值的客觀分數，而是分析行動者如何向公眾、媒體、盟友和國家展示自己「值得被聽見、不是孤立個案、有人支持、會持續投入」。這讓社會運動研究可以從口號與人數之外，觀察訊號如何被製造和解讀。

一個運動可能用紀念、制服、公開名單、照顧受傷者、守夜或長期志工來展示承諾；也可能透過跨組織聯署、共同標語和一致的公共行為展示團結。數量是可見的支持，但不一定代表組織能力；值得性也不是由運動自己宣布就成立，而要看旁觀者、媒體、法院和政府是否接受或爭辯。WUNC 因而是一種關係分析，不是替運動貼上「正義」或「不正義」的標籤。

這個觀點對數位時代仍有啟發。追蹤數、轉發量與熱門標籤可以讓一個議題被看見，卻不等於團結、承諾或能長期承擔成本。線上動員若沒有資料驗證、互助組織、申訴路徑或實體協調，可能很快聚集也很快解散。反過來，小型地方組織即使沒有高流量，也可能因持續提供法律、照護和議會監督而產生更深的政治作用。

第五項重要貢獻：《Dynamics of Contention》把機制放在不同事件之間比較

Tilly 與 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合作的《Dynamics of Contention》，試圖超越「每個運動都有自己的故事」與「所有政治衝突都遵循同一法則」之間的二選一。他們以關係機制、事件過程和政治互動來比較革命、民族衝突、社會運動與民主化。重點不是找一個適用所有地方的單一原因，而是找出某些關係如何在不同情境中組合。

例如，政治機會的變化可能讓原本分散的群體建立聯盟；威脅或壓制可能讓組織採用新的安全形式；公開承諾可能讓更多人加入，也可能讓國家更容易鎖定領導者。這些機制只有放在具體的制度、時間和對手反應中才有意義。Tilly 的方法因此不是把「機制」當作更漂亮的因果口號，而是要求研究者交代機制如何啟動、誰參與、何時轉向，以及結果是否被其他關係打斷。

對讀者來說，這種比較方法有一個實用提醒：不要看到兩個地方都有抗議，就直接說它們是同一種社會運動；也不要因為結果不同，就認定彼此毫無可比性。比較的單位可以是關係、轉折、策略、聯盟或制度回應，而不一定是整個國家。這使歷史研究能夠保留地方差異，又能累積可討論的分析語言。

第六項重要貢獻：把民主化與抗爭連接，而不是只看憲法設計

Tilly 對民主化的研究指出，民主不只是政府寫進憲法的形式，也與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係如何改變有關。當更多群體能夠組織、提出集體要求、取得可預期的政治資格，並讓政府對這些要求負責，政治制度才可能朝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移動。民主化因此既是制度變更，也是國家與社會互相承認、談判和限制的過程。

但抗爭不會自動帶來民主。國家可能以有限讓步吸收壓力，也可能以排除、暴力或分類來維持統治；運動本身也可能只為自己的群體爭取資格，而不願意擴大公民權。要分析民主化，必須看哪些群體被納入、哪些人仍被排除、政府能否接受反對、選舉是否具有實際競爭，以及組織能否在選舉以外持續監督。

這與 Theda Skocpol 的國家中心革命研究有相鄰處，但不應混寫。Skocpol 更重視國家結構、國際壓力和社會革命的比較條件；Tilly 更強調關係、抗爭形式、政治互動和過程機制。兩者可以互相對讀，卻不能把 Tilly 的 repertoire 當作 Skocpol 的國家自主性，也不能用單一理論取代另一套資料。

第七項重要貢獻：把 durable inequality 寫成分類與關係的問題

Tilly 的不平等研究提醒我們，持久的不平等不只是個人能力差異或收入暫時不同，也可能由組織內的分類、邊界與資源分配持續製造。當制度把人分成正式與非正式、核心與邊陲、會員與外人、合法與非法，分類就可能和機會、薪資、保護、信任及政治發言權連在一起。只要這些關係被組織重複，差距就可能跨世代持續。

這個分析方式讓研究者不必把責任簡化成某個群體的偏見。偏見可能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檢查它如何被規則、名冊、雇用、福利資格、警察分類、教育制度或平台帳號權限固定下來。若要改變持久不平等，不能只要求個人「更包容」，還要改變分類如何被使用、誰能挑戰分類、誰擁有申訴與重新分類的權利。

這裡也需要小心避免過度延伸。Tilly 提供的是分析不平等如何透過關係與組織被穩定下來的工具，不是說所有差距都由同一種機制造成。研究者仍要依據地區、產業、性別、族群、移民身分與時間資料，確認哪些分類真正影響資源，哪些只是描述性的標籤。

Tilly 的方法有哪些限制與爭論？

第一，關係與過程分析需要大量歷史資料，而留下紀錄的通常是政府、報紙、政黨與大型組織；無法發聲、被壓制或只在地方互助的群體可能較難被看見。第二，跨國比較若使用太粗的「機制」語言，可能掩蓋殖民歷史、性別秩序、種族分類或地方知識的差異。第三，強調抗爭與組織互動，可能讓日常不合作、沉默、照護和非正式生存策略顯得不夠突出。

因此，讀 Tilly 時不應把 repertoire、WUNC 或 mechanism 當成萬用公式。它們最適合幫助我們問：誰在什麼關係中行動？使用哪一種可辨認的方式？對手如何回應？這次互動是否改變下一次行動的資源與規則？如果研究問題是特定思想如何形成、某種法律原則是否正義，還需要政治思想、法學或規範理論補充；如果研究問題是國家如何建立行政能力，也要和 Skocpol 等制度分析對話。

把 Charles Tilly 延伸到 AI 與平台治理時，哪些問題合理？

把 Tilly 放進 AI 與平台治理，第一個問題是新的抗爭 repertoire 如何形成。使用者、勞工、創作者、患者、教師或地方團體，是否找到可被看見、可持續、可談判的方式來反對錯誤標記、資料濫用、模型歧視或平台封鎖？一個熱門 hashtag 可能提高可見度，但不等於有組織、有承諾或能讓決策者改變規則。

第二個問題是平台如何辨認與回應集體要求。平台可能把個案拆散成客服案件，也可能把群體標成安全風險、協調操弄或錯誤資訊。若要讓治理更民主，需要檢查使用者能否組織、取得理由、提出共同證據、申訴分類，並在規則修正後追蹤結果。這是把 Tilly 的關係與過程視角延伸到數位治理，不是宣稱他本人研究了生成式 AI。

第三個問題是分類如何製造 durable inequality。模型風險分數、帳號信譽、內容標籤和自動化資格審查，可能把不同群體放進長期不平等的制度位置。要評估 AI 系統，不能只看單次準確率，還要問分類是否可解釋、能否申訴、誰有權重新分類、錯誤是否集中在特定群體，以及平台是否保存可供外部監督的紀錄。

讀 Charles Tilly 時，可以先用這五個問題

1. 誰和誰建立了什麼關係？不要只列出國家、群眾或階級，先找出聯盟、依賴、交換、衝突和分類。
2. 抗爭方式從哪裡來？檢查請願、罷工、遊行、抵制、選舉或線上動員如何被學會、複製與改造。
3. 對手如何回應？國家、企業、媒體和旁觀者的反應，可能讓運動擴大、分裂、轉向或消失。
4. 哪些分類變得持久？分析會員、資格、合法性、階級、性別、族群和帳號權限如何連接到資源與保護。
5. 比較的單位是什麼？是國家、事件、組織、機制、轉折，還是抗爭形式？不同單位不能直接混成同一個結論。

延伸閱讀：把 Tilly 放回 YOLO LAB 的思想人物脈絡

若要理解政治責任、判斷和公共行動，可以讀 Hannah Arendt：從平庸之惡理解判斷與政治責任；若要比較制度公平與公民資格背後的規範問題，可讀 John Rawls：無知之幕、正義二原則與公平制度設計；若要看組織如何在資訊有限時決策，則可延伸到 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滿意化與注意力。這些文章是比較入口，不代表 Tilly、Arendt、Rawls 和 Simon 提供同一套政治解答。

來源與編輯邊界

Charles Tilly 的人物身份、研究範圍與學術作品，參考 Stanford CASBS 官方人物頁、Columbia President Office 紀念頁與 Columbia Political Science 紀念資料；關於歷史社會學、關係、機制與 contentious politics 的整理，參考 Annual Review intellectual overview、Cambridge 的 Regimes and Contention 章節、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歷史方法資料與 The New School archives 人物資料。

上述來源支持人物身份、作品與研究脈絡；本文對 AI、平台抗爭、分類與數位治理的連結是 YOLO LAB 的編輯分析，不是 Charles Tilly 本人的直接預言，也不代表 Stanford、Columbia、Cambridge 或其他來源機構替這些延伸判斷背書。